民間借貸利率設保護線 是福音還是甜蜜的“毒藥”?

李庚南 原創 | 2020-08-28 17:14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是救命的稻草,還是甜蜜的“毒藥”?不同的借貸者及其經歷詮釋著不同的內涵。

  毋庸置疑,民間借貸作為正規金融之外的一種融資行為,客觀上為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提供了一條便捷、靈活的資金余缺調劑方式或融資渠道,有其積極的意義,為正規金融提供了有益補充。但是,其負面溢出效應也是非常明顯的。宏觀上可能導致調控政策的滯后與偏離;微觀上,其非規范性容易導致各民事主體之間糾紛的頻繁復雜性,甚至釀成社會不穩定因素。每提及民間借貸,給人們迅速腦補的是高利貸,套路貸、斷頭貸、裸貸等一系列令人驚悚的字眼,是借款者跑路、跳樓的慘景。民間借貸背景之復雜也因此給司法實踐帶來諸多困惑。

  如何厘清民間借貸與高利貸的界限,以疏堵結合,趨利避害,引導民間借貸健康發展?司法部門在不斷探索規范民間借貸的方式,不斷更新對民間借貸的認知,也不斷調整民間借貸的司法“紅線”。

  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發布《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出借人請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約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是雙方約定的利率超過合同成立時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四倍的除外。”也就是說,民間借貸利率受保護的上限錨定為一年期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一時間業界沸然。

  單從法院審理民間借貸案件、提高辦案效率看,將民間借貸利率的“保護線”下移,,應該是一種螺旋式回歸。從最初的4倍于貸款基準利率,到24%—36%兩檔三區,再到此次4倍LPR,民間借貸合法邊界的設定更清晰,似乎更具可操作性,也更切合當前的利率下行趨勢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之大局。但是,若從規范民間借貸市場、打擊非法高利貸而言,民間借貸利率“保護線”的設定及優化恐怕還遠不夠。

  誠然,大幅度降低民間借貸利率的司法保護上限,將一定程度上減輕借款人的利息負擔,幫助一些低收入群體特別是在校大學生走出高利盤剝的陰影,減少社會不穩定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順應了降成本之大勢,有助于引導實體經濟降低融資成本。但至于能否因此減少涉貸糾紛、涉貸違法現象,特別是行為隱蔽、花樣迭出的現金貸、套路貸等非法放貸行為,則不盡然。

  至少有幾點值得懷疑:

  一是相對于頻繁、巨量的民間借貸活動而言,“保護線”對借貸者的保護其實很有限。但凡涉及高利貸的違法案件,高利貸者對借款人的侵害從來都是在“黑幕”下進行的。超高的貸款利率催生出各種依托互聯網的校園貸、砍頭貸、套路貸,諸如“714高炮”、裸貸等聳人聽聞的惡性現象頻繁出現。而放貸者往往通過敲詐、暴力催貸來維護其非法的暴利,幾曾會跑到法庭之上去尋求利益“保護”?

  二是涉足民間借貸的借款人往往恥于訴諸法庭,不會、不敢也不能運用“保護線”來避免被重利盤剝。涉足民間借貸的借款人,要么本身資信比較差、融資能力比較弱,要么是人際關系狹窄,不愿求助于人。特別是一些在校學生因為愛慕虛榮、貪圖高消費而落入高利貸者布下的“陷阱”,心理上會感覺不光彩而羞于讓家人、朋友、單位知道。因此非萬不得以也不會訴諸法庭。這樣的例子在以套路貸、斷頭貸、裸貸為主要特征的校園貸中屢見不鮮。

  三是最高法修正的是對民間借貸的保護上限,側重的是對出借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對治理非法高利貸并未給出邊界和方案,而實際上打擊非法高利貸或更急迫、更重要。最高法設定民間借貸利率的“保護線”為不超出4倍于LPR的利率,言外之意就是超出4倍于LPR的利率法律就不保護了。但不保護并不等于禁止與打擊。如果以此作為高利貸的邊界,那么對高利貸的界定似過于寬泛,也增大了治理的難度,降低了效率。實際上,從當前民間借貸領域的種種亂象看,亟需解決的或許還不是對出借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問題,而是如何防止高利貸與黑惡勢力勾結對借款人的欺詐、陷害與高利盤剝問題。

  從當前民間借貸領域爆出的種種“惡”行看,無論是當初的4倍利率,還是24%-36%的有效區、無效區的劃定,其約束力都是微不足道。據報道,某大學生通過網貸平臺借3000元,15個月后這筆貸款通過55個平臺的轉讓變成了69萬元;某大學生在網上借1000元,歷經長達1年多的噩夢,累計歸還14萬余元后仍是債務纏身。凡此種種令人發指的套路貸惡行不勝枚舉。如果超過4倍就要被嚴禁、打擊,而各種令人發指的套路貸卻逍遙法外,如果把4倍多一點的民間借貸與動輒上百倍利息的、令人發指的套路貸同列為高利貸,顯然有失公允。

  如果僅僅從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的角度看,將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視為高利貸的邊界未嘗不可。只要貸款利率超過保護上限的即為高利貸款。但如果從嚴禁和打擊高利貸的角度看,則高利貸界限的劃定應更加審慎,避免擴大和誤傷。

  因此,有必要對超出保護線的高利貸再做細分,不僅要區分暴力的程度,更要區分其對社會的危害性。如果我們把“保護線”設置的出發點理解為側重于引導實體經濟綜合融資成本下行(相當于一米線);那么,不妨繼續參照之前兩檔三區的做法,在保護線之外再設一條“高壓線”,以區分一般性的高利貸與非法高利貸,對觸碰“高壓線”的非法高利貸應嚴懲入刑。

  其實,從古今中外對高利貸的界定看,或更多從借款者可承受的利息極限考慮,以一定的利率水平(比如36%)為限,而并非因市場實際利率的而變。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律中規定:“今后放債,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并不得過三分,年月雖多,不過一本一利;違者笞四十,以余利計贓,重者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因此明史記載的貸款利率多半維持在20%-36%之間。清代利率政策基本繼承明代做法,月息上限三分即年化36%。香港法律保護的放貸利率上限為48%-60%,48%之下的年利率可受法律保護,年利率在48%-60%之間為法官自由裁量區,年利率超60%則被判為犯罪;在美國,反高利貸法是屬于州法律,各州來規定各自的最高利率,新澤西州法律規定,個人貸款利率超過30%認為是高利貸,而企業貸款利率超過50%才會被認定是高利貸。而美國國會法律還特別規定,對軍人的任何借貸年化利率不得超過36%。

  從歷史的長河看,似乎36%左右的利率成了不約而同的反高利貸標準線。這種巧合的基礎顯然不會是市場利率水平而是借款人可能承受的利息負擔極限。如此看來,2015年9月最高法針對民間借貸利率設定的24%—36%兩檔三區利率界限,與歷史或并非巧合,而是體現了一種共同的極限思維。

  實際上,對于那些以所謂低利率為誘餌,構織種種陷阱,以套路貸、斷頭貸等形式出現的非法貸款行為(或非法高利貸)而言,對于動輒高達上百倍利息的套路貸、斷頭貸、裸貸而言,或許“保護線”設得再低或者更高都無濟于事。唯有依賴于市場監管,出監管重拳予以治理。

  因此,對民間借貸市場的規范,重點應放在對套路貸、斷頭貸、裸貸之類非法放貸行為的治理,核心是對各種現金貸平臺的整治。應按照行為監管的理念與邏輯,明確監管邊界,厘清監管職責。對現存的各類或明或暗的現金貸公司、非持牌的消費金融公司等放貸機構,按照《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及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實施穿透式監管。按照“所有金融業務都要納入監管、所有從事金融的機構都需持牌”的監管導向,該取締的就取締,該清理整頓則清理整頓。而各類金融APP應為最好的切入口,——各類金融APP往往成為各類現金貸特別是非法高利貸的蟄伏之地。對于合法的民間借貸,則應督促其遵循普惠金融的保護原則,強化消費者適當性管理。

  如果把民間非法高利貸款視為“毒藥”,那么,我們不僅要嚴厲打擊制毒、販毒者,同時也要約束“吸毒者”。

  要把目光聚焦在非法高利貸的“高危人群”:在校學生、低收入群體、缺乏實際償貸能力者。而加強信用卡市場管理或為最佳切入口。當前,在信用卡市場競爭激烈、發卡模式粗放背景下,過度發卡、過度授信幾乎成為一種固有生態,客觀上助長了中低收入群體的“超前消費”,催生了“以卡養卡”“以貸養貸”的生存方式,滋生了過度負債下的社會不穩定因素;同時也劣化了銀行資產質量,也破壞了金融生態。因此,正規金融機構應把好信用卡之 “關卡”,加強管理信用卡。同時,加強信用卡限額管理及異常支付卡的監測。

  當然,教化方面也不容忽視。應加強社會、學校、家庭的聯動,引導年輕群體特別是在校大學生樹立正確的消費理念,摒棄攀比理性、過度超前消費觀念。同時,也要強化誠信教育,增強在校學生等年輕群體的誠信意識,從整體上凈化信用環境、修復金融生態。

  必須警惕的是,對于眾多參與民間借貸的借款人而言,民間借貸利率保護上限的降低或許是福音,或許是更甜的“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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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大山的兒子 大山在季風中隨意剝落的 一塊巖礪 那便是我了 大山留在我體內的 是迎面風霜的坦然 是慣于磨礪的激情 是屢敗屢戰的豪氣 因為相信陽光 相信明天 我愿意 在黑夜中堅守 靜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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