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很多中國學者無法正確運用邏輯分析工具?

方紹偉 原創 | 2020-09-02 13:12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中國學者 

  我是在2009年8月開始注意到鄭永年先生的邏輯問題的。當時鄭先生在鳳凰衛視的《世紀大講堂》上講“民主的現實考量”,我一看,這個人怎么那么面熟,一查,果然是北大國際政治系的“85研”,我曾經是北大國際經濟系的“86研”,所以,我和他有可能在北大46樓或“學三”之類的地方見過面。他的憲政民主邏輯我就更熟了,下面我講講他的理論有什么問題。這篇文章只作純邏輯分析,我感興趣是他的學術邏輯的徹底性,不是他的規范主張的具體內容。

  1,西方憲政民主有沒有統一的模式?

  《世紀大講堂》的那場演講,鄭先生突出了兩點:一是西方憲政民主沒有統一的模式,二是憲政民主的獨特價值,應該策略性地去實現,而不是不顧條件地去追求。這種“民主有益論”確實是一般中國大眾比較容易認同的觀點,也是一種不同于原教旨的“民主優越論”和左傾的“民主危險論”的中庸看法。

  但是,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所謂的“西方憲政民主沒有統一模式”其實是話中有話的。我當時邊看電視、邊把這一點記下來,我的第一感覺告訴我,從這個觀點可以推導出很多非;闹嚨慕Y論。果然,幾年來,我在網上真沒少見鄭先生的文章,邏輯矛盾越來越明顯,2011年5月18日的這篇《新加坡是優質民主》可能最為典型,2013年6月18日的這篇《中國的“憲政”之爭說明了什么?》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

  讓我從頭一步步分析。什么叫“西方憲政民主沒有統一模式”?這話聽上去合情合理,因為英國有英國的模式,法國有法國的模式,美國、日本、瑞典等等都有不同的模式。但是,這句話說的不是這些,這句話的意思是那句沒說的話,即:新加坡和中國也可以有不同的憲政民主模式。真是滴水不漏、天衣無縫,不僅老百姓無話可說,連讀書人恐怕也難以反駁。

  鄭先生確實高明,能讓人上當不算什么,但能讓人上當、又能讓人不知是如何上當,他就厲害了。這里的門道究竟在哪里呢?當然是在邏輯前提上,所謂“西方憲政民主沒有統一模式”,其實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判斷。一般人看不出來,因為模式兩字有雙重含義:一是原則意義上的含義,二是具體機制上的含義。

  中國人為什么讀不懂馬克思的《資本論》呢?因為《資本論》第一章第一節講的“使用價值”也有類似的雙重含義,馬克思也像鄭先生那樣,把讀者的注意力全部引到具體的含義上。當大家被繞進了“具體的使用價值”時,“抽象的使用價值”就給繞沒了,結果,馬克思就把大家繞到了勞動價值論那里?紝W生和學者的邏輯能力,《資本論》第一章第一節不可多得。同樣,鄭先生把大家被繞進了“具體的憲政民主模式”,“抽象的憲政民主模式”就給繞沒了。

  我手頭上有很多本鄭先生的書,包括《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全球化與中國國家轉型》、《論中央-地方關系》、《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鄭先生評論集》等等,他的研究領域碰巧也是我的興趣所在,但我還沒有讀到鄭先生寫的關于哲學方法論的書或文章,所以,我把鄭先生定位為一個知識型的研究者,不是智慧型的。作為一位中國問題研究專家,鄭先生當然不缺乏智慧,但在憲政民主模式這個核心問題上,鄭先生的理論水準讓人吃驚。下面讓我直奔問題所在。

  具體的憲政民主模式,可以涉及共和制-君憲制、總統制-內閣制、一院制-兩院制、單一制-聯邦制、簡單投票制-復合投票制等等。在這些具體的方面,西方的憲政民主模式確實有所不同,如果考慮各國的宗教文化和福利制度,它們的差別也許比想象的還要大。但是,一個學者如果從這里把自己的理論引向“各國的憲政民主模式都可以不同”,他就既可能有邏輯能力問題,也可能有人品誠信問題,甚至兩個問題兼而有之。

  為什么?因為現代意義的西方憲政民主,在抽象的意義上確實有、而不是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這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西方憲政”、“西方民主”、“憲政民主”、“自由民主”、“議會民主”等等。西方憲政民主在具體機制上是不統一的,但西方憲政民主在抽象原則上是完全統一的。西方憲政民主的這個統一的抽象原則包括四大方面: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缺了其中的任何一條,特別是前三條,我們就不能把它稱為“西方憲政民主”。這顯然不是一個什么高深的哲學問題,這是任何一個誠實的民主研究者都必須駕輕就熟的基本功。

  2,憲政民主問題的要害在哪?

  關鍵的地方到了。我們的有些學者,就是不老老實實地“做學問”,而是專門在一些重大概念上“做文章”。在“西方憲政民主”這個問題上,他們不是老老實實地把“西方憲政民主”和“非西方憲政民主”區別開,而是把“西方憲政民主”和“非西方憲政民主”通通稱為“憲政民主”,然后把背后最關鍵的“政治壟斷程度”問題拋棄。

  是因為“西方憲政民主”和“非西方憲政民主”說起來麻煩嗎?是,也不是。“非西方憲政民主”說起來是不方便,提“東方憲政民主”也確實有點別扭。但更重要的是,大家似乎都覺得“憲政民主好”,所以,提“憲政民主”而不提“非西方憲政民主”就有名正言順的考慮,名正言順的考慮也就是混淆視聽的考慮,混淆視聽的考慮就是糊弄大眾的考慮,糊弄大眾的考慮也就是學者立場至上的考慮。

  事情明擺著,一般老百姓,誰搞得懂憲政民主應該全部包括“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四大方面呢?這只是其一。其二是:籠統而言,“西方憲政民主”和“非西方憲政民主”確實可以統稱為“憲政民主”,特別是把背后最關鍵的是“政治壟斷程度”問題拋開的時候。

  但是,專家和老百姓的區別就在于,老百姓可能永遠糊涂,專家卻必須時時清醒,因為專家就是吃這碗飯的。專家除了知道“籠統而言”外,他還應該知道什么叫“具體實質”。憲政民主問題的“具體實質”就是,“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公民社會”是缺一不可的四大方面,缺了哪一項,就不僅不能叫“西方憲政民主”,甚至也不能叫“憲政民主”;即便你拋開了這四條,“政治壟斷程度”問題也拋不開。

  鄭先生一定要把新加坡的政治體制往“憲政民主”那靠,好,我沒意見,但我有理由要求鄭先生,老老實實把新加坡“憲政民主”稱為“非西方憲政民主”或“東方憲政民主”。注意,我這里不是在要求他用我所規定的邏輯,我是在用鄭先生自己使用的邏輯。鄭先生的邏輯是:文化不同,東方的憲政民主可以與西方的憲政民主不一樣。對,好極了,是不一樣。在學術界,“憲政民主”的四大含義是約定俗成的,所以,為了使鄭先生所強調的“不一樣”更加清清楚楚,我們大家就誰也別混,干脆徹徹底底地把“西方憲政民主”和“非西方憲政民主”分開,讓本來就不一樣的真正不一樣起來。

  看一個學者講不講理的關鍵時刻到了。我上面用的完全是鄭先生一直信誓旦旦的“東方憲政民主可以與西方憲政民主不一樣”的邏輯,按照鄭先生自己的邏輯,他應該比任何其他人更希望把“西方憲政民主”和“非西方憲政民主”分開,并用“非西方憲政民主”或“東方憲政民主”去稱呼新加坡的政體。但是,我就不,我鄭先生就不這么做。你方紹偉說我混,我就混,我就是要把“政治壟斷程度”問題混掉。

  顯然,學問做到這,就已經不是什么真理問題了。那又是什么問題?當然是利益問題,真理必須服從利益(包括精神利益)。碰巧,在我的書架上,鄭先生的那幾本書正好與韋伯的《學術與政治》一書放在一起。搞清楚了鄭先生的大邏輯后,我再翻讀韋伯的書,就會有更加不同的心境了。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馬克思生前只出版了《資本論》第一卷,二、三卷只是手稿,有人認為馬克思自己已經發現了一卷和三卷之間的矛盾,所以,這部耗時40年的巨著沒在他生前全部出版。將心比心,40年的心血變成一個邏輯矛盾,有誰愿意自我否定呢?馬克思尚且如此,不要過高要求鄭先生好不啦?

  又想起了另一件事,我在北大時,發現大家對陳岱孫老教授十分敬仰,我也感覺他為人特別好,但我認真研讀了他發表的唯一專著《從古典學派到馬克思》之后,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敬仰起來。這些大學問家,邏輯糟起來,那真的不是一般地糟啊。馬克思、陳岱孫、鄭先生,我認人只認邏輯。群眾認為偉大的人,在我這要經過“欺佛踢圣”的關。虛名都是有水分的,虛名喜歡無腦,但虛名最怕的是邏輯。

  3,鄭先生的大麻煩在哪?

  當鄭先生說“新加坡是優質民主”時,鄭先生的大麻煩就來了。我當然知道鄭先生說過,西方民主在發展中國家搞出了不少“劣質民主”,這些我們都看得到。但新加坡的的確確是“非西方民主”,鄭先生最多只能說“新加坡是優質的非西方民主”。

  “西方民主”和“非西方民主”的最關鍵區別是什么?“憲政民主四條”中的多黨競選和分權制衡,可以象新加坡那樣硬作假,所以,區別的關鍵是第三條:自由輿論,包括結社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其中結社自由最重要。自由輿論也是判斷“政治壟斷程度”的關鍵。

  新加坡的自由輿論在全亞洲屬于最差的一檔,相鄰不太遠的菲律賓,自由輿論在全亞洲屬于最好的一檔。我們都知道,菲律賓的社會經濟狀況完全無法與新加坡比美,所以,許多人也象鄭先生那樣,說新加坡的好,接著還說自由輿論的不好?墒,“是非”是一回事,“好壞”是另一回事,不能因為你認為新加坡好,就把“是非”問題與“好壞”問題混起來。我在這些問題上也含糊過,但我主張知錯就改,我主張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是西方憲政民主就是西方憲政民主,不是就不要死撐,別混,老老實實稱之為“非西方憲政民主”,因為稱為“專制”或“威權”是不大好聽。

  鄭先生的大麻煩就在于,他想一箭三雕:一是不好聽的“專制”或“威權”他不用,二是好聽的“憲政民主”他要,三是“憲政民主”里最實質性的“自由輿論”他不給。得,天下數你最聰明,好東西全是你的,高調子全是你唱的,然后別人想要的自由輿論你就是不管,并硬說那東西不好,根本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的愿望。

  鄭先生著作等身,但他居然說:“民主本質不是多黨,而是競爭,是否競爭出高素質的政治治國人才,是否給人們帶來好的生活”。奇怪,沒有自由輿論,還有競爭可言嗎?誰跟誰競爭?李光耀和李顯龍自己跟自己玩嗎?“政治壟斷程度”問題可以裝作看不見嗎?能因為你覺得新加坡的一黨壟斷好就硬說競爭不必包含多黨嗎?“好壞”跟“是非”能是一回事嗎?另外,給民主加上“結果好”的含義也要特別小心,西方民主講“程序正義”,東方民主才講“實體正義”。東西方民主一鍋粥煮,這樣不好,要么是腦子不清,要么是故意腦子不清,總之不好。

  說著說著,就到了我認為的憲政民主研究者必須過的兩大關了。第一關叫做“政治自由關”。我認為,否定西方憲政民主的統一性不是鄭先生這樣的“民主有益論者”的疏忽,而是他們對一個根本性的“民主難題”的理論回避。這個理論難題就是:“政治壟斷程度”是個什么問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西方政治自由(自由輿論)的開放性及其后果?

  這個理論難題,其實正是在策略上批評、但在價值上認同西方憲政民主的所有“民主有益論者”的困境。由于回避了這個難題,鄭先生無法告訴我們,多一點即便是“虛偽的”政治自由有什么不好?對誰不好?為什么不好?因此,鄭先生也就無法用“一國一個憲政民主模式”去說明“沒有政治自由的新加坡模式”到底好在哪里。原因很簡單,你用“結果好”是無法服人的,西方憲政民主的真諦是“過程好”,是“好的過程讓人好好看”,何況“結果好”并不能保證“結果永遠好”,除非你象李光耀那樣出來說:我說好就是好,爭什么爭?我自己用“民主公地悲劇”解釋了這個“政治自由”的難題,但這個理論現在似乎還沒人能懂,這里不提了。

  第二關叫做“民主操作關”。由于我堅持“冷酷實證”,不支持也不反對任何類型的憲政民主,所以我對這一關沒有發言權,只有評論權。“民主操作關”說的是,如果象鄭先生那樣回避西方的政治自由問題,“憲政民主”就成了一個模糊的概念,憲政民主的價值、條件、策略等等都變成了一筆糊涂帳,并且是一個強權說了算的操作問題。要害之處是,形式民主和實質民主,其區別和好壞就變成了永遠扯不清的問題。

  我注意到鄭先生經常對中國的憲政民主指指點點,可由于上述的邏輯問題,我發現他的幾乎所有“規范主張”都有問題,他的著作里也只有實證的部分是可取的。在我看來,鄭先生的憲政民主理論不是有助于弄清,而是進一步地搞亂了中國人的思想。本來中國人可能只有一個西方憲政民主幻想,現在又因為他這樣的學者而多了一個東方憲政民主幻想。鄭先生功不可沒,可中國政府知道提“憲政”意味著“黨在法下”,鄭先生想混概念,中國政府認為無法混,因為“憲政民主”與“黨的領導”本來就勢不兩立。

  在中國問題的研究上,鄭先生最大的麻煩,是讓人們永遠在理論與現實之間晃悠、永遠在普遍與特殊之間晃悠、永遠在學術與政治之間晃悠、永遠在一黨憲政民主和多黨憲政民主之間晃悠。僅此而言,他跟中國的任何蘇式學者沒有任何區別。當然,比這個麻煩更大的,是鄭先生不怕麻煩。反正人活著,有的只是不同的麻煩。我們就不必去猜測這是個利益問題、思維問題還是能力問題了。

  有人說,我們干脆不要去管什么“憲政”或“民主”的提法了,就看其中的“多黨競選”、“分權制衡”、“自由輿論”的具體內容吧?墒,這哪里是什么概念問題?那些概念對應的都是具體的現實問題,特別是“政治壟斷程度”問題,這個本質問題誰也別想繞過去。你只能在中國的具體情況下選立場,你不可能回避那些概念對應的具體現實。

  我的任務是擺事實、講道理,你的任務是選擇支持還是反對“憲政民主”。你可以像鄭先生那樣選擇支持還是反對特定程度的“政治壟斷”,你可以說特定程度的“政治壟斷”好或者壞,事情清清楚楚,誰也不要掉入這個“政治壟斷”程度的概念陷阱,最后把“利益沖突”的本質問題取消。

個人簡介
制度經濟學家,芝加哥“制度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選舉與治理網”專欄作家;“走不下神壇的毛澤東”、“民主的最大敵人是民主化”、“中國模式本質上是一種新共和制”、“腐敗的中國人”、“產權國家論”及《中國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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