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如何走出即將到來的冬天

姜奇平 原創 | 2020-09-07 15:11 | 收藏 | 投票 編輯推薦
關鍵字:華為 

  8月20日,跟隨信息社會50人論壇到華為參觀,主人提出了一些華為方面關心的問題,我針對其中的前三個問題,談了一點個人的看法,F根據回憶,略加補充,整理如下。

  一

  如何看待中美博弈背景下的先進要素(包括人才、技術、材料等)獲取難的問題?如何在產業層面幫助企業跨越鴻溝?

  1、當前的勢——對形勢的定性判斷

  美國打壓華為,第一位考慮是全球意義上的所謂“國家安全”(美國優先本身的安全性)。中情局無法要求華為安裝后門,所以華為越安全,越影響美國對德、英、法的監聽。因此要求這些國家拒絕華為,等于變相要求他們同意中情局監聽(從總統、首相、總理開始)。這些發達國家將悲催地失去說悄悄話的主權。但對主權國家,尤其是沒有被美國駐軍殖民的國家,這種要求是沒有強制力的。第二位考慮才是打壓中國數字經濟、信息社會進程,特別是抑制信息技術和產業發展。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光不在美國使用華為,美國盟國不用華為,而且用斷供影響上述地區以外國家使用華為,縮小華為的國際生存空間。第三位的考慮是整民主黨。打擊華為之所以不怕自損八百,是因為“八百”全是民主黨票倉。民主黨近年有老年癡呆傾向,沒發現特朗普很少拿共和黨票倉與中國斗。共和黨由此放開了加劇中美科技對抗,從中借力(借中國之力)打力(打民主黨之力),破壞民主黨在高科技領域的選民基礎。

  中美科技脫勾,對企業來說,帶來的主要問題,是要素脫勾。包括人才、技術、材料等要素的脫勾。中美之間的要素脫勾,很難通過讓步,妥協,請求來逆轉,只能另辟蹊徑。

  2、形勢動因——勢之形成與走向的動力分析

  一般看法,認為中美脫勾背后,出現了與全球化相反的逆全球化趨勢,我不這么認為。這是兩種全球化,特朗普想打掉令中國受益的全球化,變為令美國受益的全球化。背后的邏輯不是重商主義,而是“新重商主義”。“新”在以重商主義實現全球化這樣一種奇怪組合(這可以解釋為什么以自由主義為基本取向的共和黨,何以近年大搞政府干預,甚至干預到華為等具體事情上)。主要特征,我概括為,“凡事,從經濟學,轉向‘政治’經濟學”。表面形式上有重商主義影子,如認為出口比進口好。但內涵不一樣,是政府在直接插手經營,經營(而不是治理)政府。這是當年公共選擇的理念。即,以企業家的方式治理國家。

  分析明白了這個道理,對策馬上就明朗了,就是用新重商主義,對付新重商主義。由此我得出第三點看法:借鑒韓國經驗。

  3、因勢利導——逆天改命的杠桿

  今天這種要素脫勾形勢,不是第一次出現。與美日爭奪半導體之戰,如出一轍。美國不是對付中國才這樣,他對誰都是這樣。反過來,也不是所有人都吃美國這一套,見招拆招,因勢得利的經典,就是韓國半導體的崛起。

  美國對日本,當年也是斷人才、斷技術、斷材料這三板斧。日本倒是被打下去了,但韓國卻令美國意外地取代了日本的位置。韓國用的是什么招呢?過濾掉所有細節,其實就是新重商主義,也就是政府對等干預。政府與企業互相靠攏,解決關鍵要素的自力更生問題。與重商主義重大不同在于,重商主義往往爭下游,新重商主義是爭上游。

  這時候,不要再爭論什么政府干預好不好。我也不喜歡政府沒事就干預。但現在這個局面下,不能再娘炮了。人家自由主義出身的總統都放下身段一身短打,上演政府收好處費幫企業出頭的全武行,我們也只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我正面建議是,國家全面調整創新體系與創新政策,因勢利導轉向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建設。具體作法是,華為自投1000億研發經費,國家就按1:1,為華為配套1000億,用于要素掛勾。對華為的國家支持,要達到對中科院總投入的規模。這才能達到韓國在半導體業逆天改命的力度。至于用這1000億,華為怎么用——是到英國連鍋端他的獨角獸,還是挖愛立信的腳角,或掏空芯片企業的人才——政府就閉眼不用看了,來個君子遠庖廚,不必象特朗普那樣赤膊上陣。

  二

  技術、制度與文化在何種程度上影響著文明的拓張與融合?

  這方面,華為只要抓住最主要的一條線,往前看一百年就夠了。信息革命與工業革命一樣,都是技術、制度與文化相形促成“體”變的過程。工業革命,主線是技術專用性導致資本專用性,實現了工業之體與農業之體的質變。這一點,威廉姆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概括得非常好。華為的文化,很多還是從這種技術與制度中衍生而來,面臨著下一個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挑戰。能不能過關是不好說的。把握準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往前看一百年,技術、制度與文化的一條主線,可以從威廉姆森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中倒推出來,可以把它概括為:從技術通用性,向制度方向深化為資產通用性,以及文化上的共享發展(生態化)方向發展。對照這個趨勢,我建議華為在互聯這個技術性概念上,再加一個“互用”這樣的制度性概念。

  中美競爭形勢,或華為與美國競爭形勢,美國下一步主要靠技術,把通用目的技術的根扎得很深。華為也在往下扎根,十分必要。但要對一件事情保持戰略清醒,當年美國超英國主要不是靠技術,而是靠市場(或說靠置根于市場的制度)。50年后華為還主要靠技術優勢,即使全面超越了美國,夠不夠令自己“偉大”?最近中國提出“通用性資產”這個耐人尋味的新概念(這就是“互用”的資產依托),這將來會是美國的軟肋。因為美國文化不習慣分享資本家的寶貝。而從互聯網前沿趨勢來看,互用要比獨用,更加賺錢。華為既然打聽技術與制度的關系,這里就是要點。

  華為在6G上已經把衛星互聯網充分考慮在內,美國在6G翻盤的希望也并不大。但華為不應滿足于此,而應超越業務層面,認真思考一下阿里選擇的方向。他在做應用操作系統,而不是技術操作系統。這顯然不是在跟,是想超車。盡管IBM、微軟等對阿里的底層技術戰略不屑一顧,認為是工程師人海戰術。但在我看來,阿里找到的,可能才是真正的底層技術方向。也就是面向市場、面向最終用戶的底層技術路線。中國將來的優勢,在于結合市場來做技術。華為一旦偏了,就會成為大潮中某一行的食利者,而不是全局領潮者。

  三

  社會化分工是否到了“重新定義”的時刻,工業時代的分工在講究跨界融合的網絡時代如何自處?

  這個問題的答案相對簡明。我贊同梁春曉的看法,一二三產業劃分,不適合理解當前跨界融合越來越多現象的背后動因。一二三產這種社會化分工,背后動因是產業化(industrialize)。這個詞在全人類只有中國人翻譯成工業化。其實,industry不一定是工業,產業也是它。而現在的跨界融合,背后的動因是服務化。產業化的均衡點在P=MC,服務化的均衡點在P=AC?梢,二者區別在于服務化有一個高于零經濟利潤的正利潤,俗稱高附加值。是奔著與價格戰相反的趨勢而去的。

  相應的社會化分工,是服務化的社會化大分工,即平臺(重服務化)與應用(輕服務化)的分工。目的是分享重資產以實現范圍報酬遞增。歷史上,只有產業化中分出重工業、輕工業,可以與之媲美。中國目前在這方面領先美國(等于領先人類),這點是美國即使干掉華為,也繞不過去的坎。之所以建議華為提“互用”,就是因為將來真正的底層技術,是面向用的系統,面向增值的系統,說白了,就是服務化的主板。華為如果在這里熬出頭,春天就到來了。

個人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互聯網周刊》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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